苏/联人追求言论自由的历程
血色抗争
作者：王晓夏
来源：《南风窗》2010年第2期
凭借着猫鼠游戏的技巧，苏/联境内的作家和学者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因此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推动了苏/联的思想解放，为后来者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审查制度在苏/联最初不仅是为了意识形态统一，还有军事和经济保密的需要，但发展到后来，则变成对于涉及苏联的负面信息，如灾祸、经济问题、国际冲突、社会负面新闻的全方位屏蔽。最后，甚至连信息的文辞修饰风格也不能脱离“革/命化”的羁绊，否则将无法通过严格的审查。
审查不仅针对新闻出版，还溯及既往。早在1920年代，列/宁的妻子纳杰日达即亲自挂帅对全国境内的图书馆展开了“大清洗”，大量不被苏共认同的图书都被直接销毁，其中不乏沙/俄时期遗留的珍贵孤本书籍。这让苏/联有识之士寝食难安，在多方努力下，1926年建立了“特殊保存”部门来专门收藏这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图书，由克格勃管理发放特殊借阅证。
审查同样深深地涉足到科研领域，曾担任克格勃第五局领导、专职负责政治审查的萨罗金回忆道：“诸如原子物理学、心理学、控制论、生物学、遗传学都被审查部门所左右，至于社会学更是审查部门监控的重点。当时建立了‘国家机密假定推理’和‘机密和公众分离’两个科研班子来专门为审查工作提供科学方法和理论，但是由于这两个科研班子本身也在审查的框架下，所以最后他们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有限……”
面对精神和思想的镣铐，以学者和作家为代表的大量知识分子用血泪和牢狱的代价，和审查制度进行了近74年的抗争，直到1991年真正彻底地获得了言论自由。此间他们的抗争，成为追求人格完整和尊严的见证。
苦楚的抗争
大文豪高尔基虽然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对审查制度也深恶痛绝。他经常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作为保护，呼吁和倡导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在1917年开设杂志来反对《真理报》（苏/共/党报），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绝对权力”。
开创了新格局的高尔基并没有把握好“分寸”，过于率性的高尔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振臂一呼上，忽视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潜移默化地启发和引领更多的人来打破审查制度。过激的言论彻底激怒了列/宁，在列/宁的亲自“关照”下，1918年这份杂志遭到停刊处理，随后高尔基出国“被疗养”。
在德国疗养期间，当他从德国报纸得知苏、联当局疯狂地搞“文字/狱”时，内心苦闷的他在1923年给诗人哈德谢维奇的信中写道：
“从报纸看到的消息让我的理智震惊不已，可以告诉你的是，在俄罗斯纳杰日达和斯佩兰斯基禁止读者阅读，而柏拉图、康德、叔本华、斯拉夫维耶夫（俄罗斯19世纪著名哲学家和诗人）、丹纳、约翰•拉斯金、尼采、托尔斯泰、列斯科夫、亚辛斯基这些巨匠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甚至可以说，在图书馆宗教相关条目下必须摆放无神论、反宗教的书籍，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笑话！这些都是新闻，还没有证实。一旦确认了这些残暴的事实，我将写信给莫斯科，声明退出这个罪恶国家的国籍。”
1927年回到了苏/联的高尔基却食言了，没有认清时局的他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莫斯科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
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的“良心”，苏/联时期虽然靠自己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更多的人去试图打破枷锁，但是不能学会妥协的他最终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微薄的抗争结果。他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了对苏/共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在信中他畅快淋漓地写道：
“这完全不符合宪法，审查制度是非法的！审查本身也从来不公开，审查人的姓名也都被模糊掉，这些中世纪的余孽，根本就是文盲！要这些人在艺术的高度审视我们文学家的作品，根本就是他们凭一己之好的胡闹！现在都已经是20世纪了，用中世纪的方法根本不配筛选有价值的作品！”
信中除了抗议苏/联的报刊审查制度外，还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审查制度。这封信的最终结果，也只是换得了很多作家内心的同情，在当局的yin/威下最终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叛徒”的决议。
严酷的审查制度，让很多苏/联学者最终无法忍受而纷纷移民海外，尤其是那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大量苏/联著名的作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前往国外，追求自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空间。
更多的学者和作家选择留了下来，他们开始和审查人员斗智斗勇来逃避审查。他们使用暗语、转换文本形式（如磁带、照片）或者直接走私的方法来逃避审查，将稿件直接运到国外发表或者出版。各地风气云涌地出现了“地下图书馆”，他们将官方列为违/禁的书籍借阅给可靠的固定读者。例如，1967年～1982年，苏/联南方城市敖德萨（现属乌克兰）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大型地下图书馆，各种违禁书籍可以借阅给可靠固定的2000名读者。
凭借着猫鼠游戏的技巧，苏联境内的作家和学者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因此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推动了苏/联的思想解放，为后来者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改变
在戈尔巴乔夫坚持下，1986年苏/联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延续了几十年的审查制度开始悄然松动。这一切始于这一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公开接受法国《人道报》的采访，在谈到苏/联审查部门的职能时说道：“审查部门应该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禁止进行战争和残酷的暴力宣传，保护人/权的尊严。”其中意识形态的最主要功能没有被这位改/革先锋提及。
随后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届代表大会上讲道：“原则上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扩大‘透明度’，这是个政治问题。政府没有‘透明度’就谈不上民主，人民大众的政治创造性就是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这番言论得到了苏/联社会各界的响应，审查制度的铁幕开始褪去。
不久，早期被禁止谈论的一些话题可以公开进行讨论，甚至允许批评政府和其他机构。具体而言，在公共传媒中可以谈论党和政府官员的营私舞弊、国家经济困境、物资短缺以及其他社会负面现象，如毒品和卖yin。苏/联年轻人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其他“流行文化”这些被认为是和国家对立的“非主流”也频繁被公开讨论。当年苏/联《火花》杂志（目前在俄罗斯依然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主流新闻杂志）在4月份刊载了俄罗斯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作品，古米廖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苏/联政府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处决，妻子和孩子也遭受了牢狱之灾，他的作品随后也成为违/禁品被冰封起来。《火花》的举动被认为是第一次突破“牢笼”的尝试。
考虑到苏联高层的意向以及主流民意，9月，苏/联新闻审查部门正式向各地审查员下发指令，在出版审查时注意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而在党/政/通讯机构则注意意识形态不被破坏。同年9月末，苏/联审查部门召开全国会议，开始对违/禁书籍重新分类，解/禁书籍将走出列/宁国家图书馆内的“特殊保存”部门的“牢笼”，重新和苏/联公众见面。到此时为止，列/宁国家图书馆已封存了2.7万册本国禁/书、25万册外国禁/书、57.2万册外国禁/刊、8500份年报（外国报纸按年份装订）。苏/联各地的“特殊保存”部门封存了占整个社会图书资源1.5%的违/禁书刊报纸，全国拥有将近15万个“特殊保存”部门。1988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陆续解/禁。1990年6月所有“特殊保存”部门图书最终被全部解/禁。1986年到1990年是苏/联的“文艺复兴时代”，甚至被称为是苏/联“文艺爆炸”的时期。
除了图书，外国电台也得到解/禁。1924年，苏/联开始了有规律的电台广播，同时也出现了电台审查机构。1927年苏/联无线电广播公司接到命令，要求在电台广播前稿件必须经过审查。由于审查体制使得无线电广播公司运营效率低下，次年被勒令停业。1933年1月，苏/联当局组建了国家背景的电台。为了有效抵制针对苏/联的外国“自由宣传”，如美国之音、自由之声、德国之声、BBC等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在同一电台波段释放大功率广播来压制这些电台信号，这一压制持续了60年。随着苏/联改革步伐的启动，1986年9月25日起，苏/联当局也放松了对美国/之音和BBC的压制，同时加强了对自由之声和德国之音的干扰压制。1987年，最终放弃了对美国/之音的压制，而到了1988年11月苏/联放弃了对所有外国电台的干扰和压制。
随着苏/联审查制度的逐渐减弱，苏/联审查机构也逐渐被边缘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出版和其他大众信息传播》法案，其中直接指出：大众信息传播将不再进行审查。审查部门的角色此时变得尴尬和可笑，原先所有信息必须经过审查，现在他们只能等待有人志愿请求他们审查。1991年4月13日，审查部门可有可无的职责被移交给了苏/联信息出版部。
为了挽救日益失势的审查部门，1991年5月，前审查部门首脑巴尔德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从对目前公共传媒的出版物分析来看，一些媒体的宣传旨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削弱国家/政/权，煽/动/种/族/间/冲/突，诋/毁/苏/联/军/队。还有一些宣传完全是在侮辱和诽/谤/国/家/最/高/当/局/，很多宣传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和/暴/力/……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些消极的因素，通过立法来监控新闻媒体。
巴尔德列夫慷慨激昂的陈述，并没有打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决心，他只是在1991年6月25日责令苏/联信息和出版部成立了公共信息安全部门来保护国/家/机/密和军/队/机/密。审查机构依旧被戈尔巴乔夫坚定地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