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一代名相张居正身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一是淡然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一是热衷于听取种种谄媚和谀扬。明智与浑噩，清醒与懵懂这相互悖反的性格都集于一身，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极的分裂？一言以蔽之，是他的权势欲。
在张居正身后最遭非议的是他为官的品性，有说他喜好受贿，也有说他严于律己，多次拒绝受贿，是耶？非耶？莫衷一是。
《明史》中虽有"岁时问居正不绝"的记载，但极为少见，如果不是用以行贿的重礼，一般性的官场应酬或礼尚往来，也并非是出格的事。但张居正的家居生活相当奢华，这既是他的追求，也是当时的社会风尚。
晚明商业繁荣，商品丰富多彩，人们的消费热情日益高涨，在社会上兴起一股去朴从艳，追求奢华的风尚。在晚明笔记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收入担米，就穿绫罗，积蓄没有几两银子，就要戴上珠翠。"有的"积蓄一年之资，制一裳而无余"，有的"从典当铺中觅到廉价的旧衣衫，翻做改新，与豪华公子列座"，一般市民尚且如此，当官的更是争妍斗奇。住所必有雕梁画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水陆珍馐美味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品不惜以金银作为溺器。御史大夫王大参每次出动游猎，随从们吹奏丝簧，服饰诡丽，绵延数里；工部郎徐渔浦每有客人来访，必先让人侦察客人的着装是什么颜色，再挑选自己穿什么，用什么色彩，然后相见，"两人宛然合璧"。吴昌时的家居，在坐榻四周环列梅花一百盆，水仙一百盆，按季节随时更新，读书、办公宛若置身花丛之中。著名文人张岱在他《自为墓志铭》中，说自己"极好繁华，好精舍、好养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吃喝玩乐样样都嗜好，连同性恋的隐私，也毫不隐晦。太守金赤诚其貌不扬，家无担储，每外出，遍身绫罗，香气扑鼻，穷极奢靡，"而作吏颇清白，第负乡人债数千，不能偿耳。"讲究奢华到了负债的地步，其人还是清官，这在古代是难以理解的事，在晚明却不足为奇。负债消费是近代的消费方式，在晚明却超前出现，这是商业领先繁荣而造就的城市生活方式。
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他素爱整洁、喜好修饰，早晚都要抹香脂，衣服华丽耀目，每日必换一套，所到之处香气缭绕。他癖好收藏古玩，当时赝品甚多，却没有人敢欺骗他，所以其收藏的多是精品，但尚未发现他以权掠夺的记录。
然而上有所好，下必争相趋奉。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为父送葬，地方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轿子，前有起居室，后有卧室，两边有回廊，各有一个书童为之焚香挥扇，用三十二名轿夫扛抬，沿途府、州、县官全部出动跪接迎送，浩浩荡荡，其排场之豪华，规模之盛大，创下官员乘轿之最。沿途吃饭，每次招待的菜肴多至上百品，由此可见生活之豪华，非同一般。在骄奢的生活中，难以设想他多次上疏要求宫廷节省开支，带头不戴貂皮帽，可这都是事实。在理性上他治国理财的严明，在生活中他的奢华和排场，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
爱好奢华的不一定是贪官，贪官的生活也不一定都豪华，人就是这样复杂的构成。早在张居正被抄家时，就发现他的财产远不及宦官冯保，只相当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在抄家中获得意外之财的神宗，也未免大失所望，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事过近三百八十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掀开了张居正的棺木，意外地发现，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竟然很少陪葬。据《张居正》小说的作者熊召政到实地采访后记述："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三百八十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拥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玉带是官位的象征，砚台以示文墨，此两件随葬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墓主的追求和品味。在厚葬盛行的风气中，仅此两件陪葬又似乎有些寒酸，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也是对财富有所检点的表现。
明代官员的俸禄不高，以一个县官（七品官）来说，月薪按米价折算，相当于人民币二千五百元，可是其他无形收入并不低。除俸禄外，配备有宅隶、马夫等勤杂人员，这些人员的住房、衣食、出行、笔墨，所需的花费都由朝廷支付或补贴，新上任的官员搬家还有装修费等。高级官员经常有来自朝廷的赏赐，包括大量的土地、奴仆和布帛银两，并享有种种特权。张居正在居丧期间，按规定是不领俸禄的，可每月还有大米十石，茶叶三十斤，香油二百斤的供应，折合人民币也有一二万元。所以官员的收入不能只看俸禄，那些合法拥有的特权，折算起来可能远远高于工资，工资低的也能获得高享受，作为一国的宰相，有丰厚的家底，并不奇怪。
张居正究竟是否是大贪官？当时人们就有不同的议论，留下的史料也有相互矛盾之处，今人已很难考实。但从抄家的清单和随葬品所见，应该说这两项实证，比连篇累牍的议论更有说服力。再看他多次拒贿的记录，才能理解他的由衷之言。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张居正批评郧阳巡抚刘虹川为求提升送礼的行为时说：古人言，取不义之财，犹如将自己置于深沟，难道你要将我推入深沟？以你的抱负，又当盛年，自有当用之日，理当静心等待。如果舍大道不走而走旁门，弃礼义不顾而行贿，我不得已，必将公布于朝廷，这将使我陷于薄德，你也永无录用之日，岂不两败俱伤？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大理寺卿刘小鲁在湖北当阳县玉泉寺的风景区为张居正购买田宅，被拒绝。张居正在信中说：当阳厚意，愧不敢当。看到图纸，结构不小，所费不下千金，这哪是一县能办的事？必然动用公款，纷纷多事，徒增烦恼，何况近来严禁各地造书院、聚众吃公粮，若以身试法，又何以作人之表率，赶快停止，鄙人才得以心安。
在行贿成风的官场，受礼固然有失道义廉耻，但官员们习以为常，不受礼的反而被视为另类，遭受各种猜测，这常常使受礼人处于两难的境地，对此张居正也有自白：如今我所举荐之人，往往用赠礼相报。不受礼，这些人就会说："怎么对我这样见外？"接受赠礼，不给他们任事，又会受到责怪："为什么不支持我。"这都是庸人所见，非大雅之才也。
这些信件未必都是作秀，既然是书信就必有对应者，这是两方，不是一方的自言自语，况且这些信件收集出版，是在张居正被贬之后，如果没有其事，是不敢公布于众的，这表明他拒受贿赂是有可信度的。晚明官场的腐败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在滔滔浊流中，能有这样的自律已很难得。但是，对于金银财宝可以毫不动心的，未必能正确面对蜂拥而至的阿谀和奉迎。在张居正事业鼎盛时，家乡为他立的牌坊就有七八座之多。有人送他一副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对这样的颂扬，他欣然接受，高悬于大厅。还有人用黄金制作了一副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立山为岳四方颂。"张居正别号太岳，此联别具匠心，嵌入一个"岳"字，隐喻张居正是巍巍高山，受到四方颂扬，并与"万国仰大明"相提并论，这样露骨的阿谀奉承之词，他竟然高兴地接受，还不时地加以把玩和欣赏。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一是淡然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一是热衷于听取种种谄媚和谀扬。明智与浑噩，清醒与懵懂这相互悖反的性格都集于一身，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极的分裂？一言以蔽之，是他的权势欲。
张居正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是个敏于决断的实干家，他不恤人言，自负甚高，内外大事，都是他说了算，中央六部只能照办不误。他与次辅吕调阳、张四维共事，也只让他们"拱手受成而已"。皇帝年少，一切唯他是从，如此大权独揽，高高在上，众多的官员不过是供他役使的下属，同僚只能看他眼色说话行事。有一天皇帝听讲下课，问起阁臣吕本在家安否？张居正由此生怒，回到内阁随即召来吕本的儿子中书郎吕兑责问："皇上怎么知道尊公的起居？""兑大恐，即上疏自罢。"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经他一过问，就使人胆寒得自动辞职。如此独断专横更助长了他的为所欲为，享有许多人不能有也不敢有的特权。按明制，朝廷颁赐诰命，官员都要在午门金水桥南畔，唱名跪受，而张居正却坐在内阁派人代领，这引起人们的种种非议。对这些非议，他一概置之不理，别人也无可奈何。
张居正具有一言可使人平步青云，也可以致人破家亡身的权力，已形同最高统治者，事实上他已享有无上的威权。在官员见面互访中，按惯例先要"投刺"，即送上名片，在柬面要书一"正"字，这是习惯的礼仪用语。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后，柬面再也不书"正"，就因为张居正的名字中有一"正"字，竟然出现君主才有的避讳。到了这种地步，自然会衍生出种种怪现象。
张居正父亲去世，一位巡抚身穿孝服前往吊丧，一路上号哭不已："死了老太师，何不死了小子！"堂堂的国家命官，自甘孝子，涕泪纵横地要求代死，已属荒唐，更为荒诞不经的是，张居正母亲进京，地方官一路护送，诚惶诚恐，渡黄河时老太太看到河大水急，有些害怕。为使老人消除顾虑，安慰说："过河尚未有期，临时再当通报。"利用这短暂的停留，调动大批舟船首尾相接，在河上连成一片，上面再填以泥土，两旁插上柳树，老太太的船行驶其中，如同进入小河浜，快到北京，老太太还以为未过黄河。
在张居正患病期间，为之斋醮，举国若狂。更是见所未见，请看当时人的记述：
"江陵病时两京大小九卿科道庶僚咸祈祷备至，举国若狂。"
"自六部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不设醮词庙，为居正祈祷者，吏部尚书而下舍职业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出赤日中。"
"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
就是这名朱御史，在赤日炎炎下，头顶香盒，一路奔波，他的部下怕他饿着，送上饭食，其中有些肉，他一见大惊，怒骂："你难道不知我为宰相斋醮，给我肉食，是何居心！"
看到这样的记载又岂能想到，张居正去世刚半年，倒张的活动就已迫不及待地展开，接踵而起的是连篇累牍的弹劾，张家满门查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全家饿死十多人，威震一时的宰相竟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
世人对张居正的态度何至于在一年之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能怪罪人情无常，人心不古吗？一个位极人臣的首辅，权势之大，熏天赫地，附骥攀鸿者如蝇逐臭，自古如此，正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所言，这是市道之交，不过是一场交易，本不足为奇。奉承某人实际上是奉承某人手中的权力及其带来的利益，权在利存，权失利亡，这权和利驱动着一批又一批的人摧眉折腰，阿谀谄媚。张居正喜好谄扬的心态，更助长了此风的增长，导致他利令智昏，不可收拾。
改革时期需要集主权，一号令，不能没有权势，当主少国疑之际，此权势确实有助于新政的推行，却可能潜伏使人昏昏然的危险。《史记》早就告诫人们："道高益安，势高益危。"这"危"就危在当局者迷。张居正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中尚能保持一定的自律，却抑制不住从内心深处喷发的张扬权势的欲望，日益膨胀，再膨胀，不惜偏信各种阿谀奉承之词，排斥逆耳的忠言，引得趋权附势者趋之若鹜。所以他的同辈人，都承认他的才能和政绩，却很少有人与他结成知交。权势欲促使他登上人生的高峰，吸引众多的附和者；也跌入人生的低谷，使朋友敬而远之。正如东林巨子顾宪成的评论："堂堂相君，其权势之重，能以人贫，能以人富，能以人贱，能以人贵，公卿百官争相歌功颂德。及其去世，又人人称快，当初附和他的纷纷躲避，唯恐受到牵连。"
如此世态炎凉，是人情之所难免。对一个当权者来说，难道不能由此反思，掌权时人们的趋炎附势有多少可信度？也许在他日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就会成为落井下石者。成也是权势，败也是权势，权势会成就功业，也会蒙蔽自己的眼睛，不辨东西，不识好歹。权势太盛而不加节制，陶醉在阿谀的陷阱中不能自拔，是张居正致命的弱点。
